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舊樓重建似乎無可避免。可是，當推土機準備剷平一座座老房子時，我們是否想過：失去的不只是建築物，更是一段段鮮活的社區故事？面對時代和社區變遷，究竟一座建築物的價值僅僅在於其外觀，還是在於它所承載的人情故事？我們又該如何在保育與發展之間取得平衡，讓社區記憶真正得以「留低」？20年前的利東街保育抗爭和其後灣仔藍屋建築群「留屋留人」活化計劃或能提供一些啟示。
利東街保育運動的啟示：當街坊變身社區規劃師
2003年，市建局正式於利東街展開重建工程，計劃拆毁整條街道的唐樓。於是，一眾灣仔街坊、商戶、保育人士和聖雅各福群會社工等立即組成「H15關注組」（H15是灣仔區重建項目名稱），希望透過絕食抗議等行動，爭取應有權益。其中，在2004年，逾百名街坊發起了「黃繩串連行動」，站在利東街兩旁，以街坊接力的方式拋下繩索，將寫上各種標語的黃幡懸掛於街道上空。這個富有創意的行動展現了街坊嘗試自主掌握社區命運的決心，當時這股社區凝聚的力量引起傳媒及大眾關注，共同思考及重塑社區價值。
保育運動期間，H15關注組不斷深入社區，蒐集街坊意見。2005年，關注組連同居民與各方專家向城規會提交香港首個由居民自發設計的城市規劃方案——「啞鈴方案」，建議在利東街兩端興建高樓，保留中段的歷史建築。由於其形狀恰似啞鈴，故得此名。這個由下而上的規劃方案，巧妙平衡了市區發展需求與歷史保育價值，展現街坊智慧。方案最終未獲政府接納，但它喚醒了大眾對本土文化保育和未來社區發展的關注——我們身處的社區、我們的家，正承受著前所未有的發展壓力。利東街保育運動雖然未能成功，但卻為日後的藍屋保育工作奠定重要的基礎。
藍屋的活化基石：石水渠街的多元、自主與共融
藍屋所在的石水渠街（Stone Nullah Lane），其中「Nullah」一字來自南亞旁遮普語「Nallah」，意指斜而窄的小溪流。這間接反映了不遠處來自旁遮普的錫克廟、其他南亞宗教場所與各種中西宗教文化場所，近百年來與藍屋共存於此社區，見證著不同族群的和諧共處。
19世紀中葉，正值太平天國戰亂，大批華人南下香港，灣仔成為他們重要的落腳點之一。現今石水渠街一帶的歷史建築，正是這些早期移民自力更生、共同建立社區的見證。他們守望相助，集資興建廟宇（如玉虛宮、洪聖廟），也在1867年創辦了香港首間華人民辦中醫院「華陀醫院」——即今藍屋的原址，比廣為人知的東華醫院（1870）更早。藍屋於1920年代之後曾出現一些民間自發組織，例如有為區內子弟提供免費教育的「鏡涵義學」、「鮮魚行商會」等。這些街坊自發的服務與組織，體現了由開埠早期一直延續至二戰前華人社群的凝聚力與自主性。這亦是藍屋保育計劃致力傳承的核心理念，旨在創建一個由街坊主導、多元共融的小社區網絡與自治組織。
延續民間智慧：利東街為藍屋開闢的保育抗爭之路
2006年，政府初步構思保留藍屋和黃屋，活化成以茶及醫療為主題的旅遊景點，橙屋則會被拆卸。政府計劃將所有原居民遷出，附近的車庫和小商戶則面臨被淘汰的命運。於是，聖雅各福群會連同一眾藍屋原居民與各界人士參考利東街保育行動的經驗，提出「留屋留人」的理念，發展由街坊參與的社區保育模式。這個理念對照灣仔百年移民歷史，更顯意義非凡，彷彿是對早期街坊自主建造社區的現代傳承。
藍屋的保育團隊深信，只有讓街坊真正參與，才能在保育過程中「留低」屬於自己的聲音。利東街運動的經驗，尤其在經驗傳承與推動街坊參與方面，為藍屋保育提供了重要啟示。他們組織了多種形式的公眾參與活動，讓街坊在保育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意見。同時，他們協助分析各持份者的立場衝突，分享保育行動經驗，進而重新制定更適合藍屋的方案。正是這種精神，讓藍屋「留屋留人」理念得以成功落實。
藍屋「留屋留人」的實踐：留低街坊的故事
2009年，聖雅各福群會以「We 嘩藍屋」方案獲選負責活化藍屋，促成了香港首個留屋也留人的活化歷史建築項目。「We 嘩藍屋」不僅保留藍屋建築群的重要面貌，更維繫灣仔原有的社區網絡。它突破性地引入社區共管模式，邀請街坊參與藍屋的日常營運，實踐社區自治的理念。這個創新的保育模式獲得聯合國獎項肯定，並為香港舊區發展提供新思維：如何在發展與保育之間找到平衡點，既照顧居民需要，又能保存社區特色。
計劃期望保留藍屋建築群的多用途唐樓特色，建構多元文化場地。他們於建築活化工程後推出「好鄰居計劃」，邀請並安排部分原居民遷回藍屋，與新加入的租戶一同實踐共同居住的概念。藍屋建築群亦設有「香港故事館」及「舊物敘述空間」，展示昔日住戶的日常物品，呈現他們「留低」在香港及藍屋的記憶，成為以人為本的保育及活化示範。至今，藍屋仍是一個能夠呈現出香港歷史、社區發展，乃至深藏街坊記憶的故事空間。
將來，如何留住社區，留低故事？
從利東街的保育運動至藍屋「留屋留人」的成果，均印證了保育的核心在於讓街坊參與其中，共同延續社區的獨特價值。回顧石水渠街一帶，百餘年來街坊不僅自發組織醫院、學校與商會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亦長期在此和諧共處，藍屋現今的「好鄰居計劃」亦促使新舊街坊在此共同居住。此種民間自主與共融的理念亦體現於藍屋的活化成果，例如現時藍屋居民仍會自發舉辦各類社區活動。未來我們應如何保護並發揚此種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與共融，讓其在更多社區開花結果？
參考資料：
- 大學社區報（前身為中大學生報）：〈【規劃】讓黃幡繼續翻飛：利東街的抗爭往事〉，2013年9月號，載於https://cusp.hk/?p=3555。
- 周綺薇、杜立基、李維怡編：《黃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香港：影行者有限公司，2007年。
- 陳嘉文、謝漢東編：《藍屋地方志》。香港：聖雅各福群會，2018年。
- 袁源隆：〈【利東街仕紳化十年記】「貢獻對後人多過對自己」 利東街街坊爭取原區安置失敗 卻播下珍貴種子〉，香港：明報周刊，2021年3月，載於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cu0001/gentrification-lee-tung-street-%E4%BB%95%E7%B4%B3%E5%8C%96-173331 。
- 藍屋網頁：https://www.vivabluehouse.hk/tc/audio-guide/
-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編：《書寫下環：灣仔的文化記憶》。香港：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2023年
- 丁新豹：《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香港：香港大學，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