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少，空間細，表達的空間也少了，代入我女兒的角度，年輕人在香港看不見前景。」

空間，對香港人來說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在攝影記者Dickson的移民故事裏，我們可以看到空間如何影響一個家庭的生活選擇。從蝸居般的深井寮屋，到逐漸收窄的傳媒工作空間，最後選擇移居至擁有寬闊居住環境的倫敦。有趣的是，在異地生活中，他竟在倫敦的巴比肯社區裏，尋找到一份與香港公共屋邨相似的親切感，彷彿穿梭於香港與英倫之間的城市記憶。這個關於空間與歸屬的故事，正正反映了許多香港人在追尋理想生活時的掙扎與共鳴。

Dickson一家三口住在英國倫敦，有次為了看《龍貓》演出，來到位於北部的巴比肯社區。作為著名的綜合住宅區，巴比肯集房屋、商場、劇院、餐廳於一身，不同地方由天橋、迴廊連接，構成一個龐大的公共空間，與荃灣一帶頗為相似。加上該區建築以水泥為主要物料，呈現一種粗獷主義的建築風格，讓Dickson聯想起舊日的牛頭角下村。巴比肯社區讓Diskson感覺似曾相識，「我走進去，就想起荔景的祖堯邨、沙田那些地方的公共屋邨」。Dickson對公共屋邨的印象最初來自電影《古惑仔》中的藍田邨，還有到屋邨探望親戚時，和其他小孩在長走廊上踢波。

Dickson自小在深井的寮屋長大，居住環境並不理想。他之所以選擇移居，就是因為「香港選擇少、空間細」。Dickson是一位攝影記者，有時他做報導，接觸到樓市交投的買賣數據，一個納米盤叫價七百萬。他設想自己的女兒有日結婚，夫妻二人一起供樓，每個月要供兩萬多，也是相當吃力：「我們開玩笑說，如果兩公婆吵架，難道一個站左邊，一個站對角嗎？」

不單是居住空間，Dickson眼見社會向上流動的空間越來越小。他認識一位讀金融的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身邊的國內同學卻很順利地進入大公司。「國內來的，指一指鼻哥，我爸爸是誰，我阿叔是誰，我認識誰⋯⋯已經不是單憑你的成績、實力。」他略帶悲觀地說道，這些並不是單一事件，自己親身看過許多。

加上站在新聞業的前線，Dickson深刻感受到言論空間不停收窄。傳媒公司相繼倒閉、裁員，即使他未受波及，仍憂慮這個行業前景有限。「選擇少，空間細，表達的空間也少了，代入我女兒的角度，年輕人在香港看不見前景」，為人父母的Dickson表示會鼓勵女兒走出去，不要困在香港。

確定離開，便要選定去向。倫敦初時並非Dickson的首選。他母親是中葡混血兒，曾居住於澳門，因此Dickson年幼時已入籍葡萄牙。但2019年間，他遺失了當地身分證，打算補領之際，又適逢社運爆發。一方面預約使館需時，另一方面本身是攝影記者的Dickson又因工作疲於奔命。待證件到手，疫情就襲來，葡萄牙封關一年，無法抵葡的Dickson要再次重新申請證件，偏偏此時護照過期。種種巧合之下，他最終決定落戶倫敦。

移居倫敦兩年多，Dickson表示自己很喜歡這個城市。首先是空間大，女兒和家人現在都有自己的房間，他會和女兒說：「你現在的睡房比我以前住的屋子還要大」；有時甚至和太太開玩笑：「我在客廳看電視，聽不到你在房間叫我，不如以後用對講機吧。」此外，因為以往的工作和生活習慣，Dickson患有高血壓，需要長期服藥，移居後當地空氣非常好，藥物劑量也減少了90%。

餘暇間，Dickson經常乘搭地下鐵到處遊歷，認識新環境。他看到大街上泊滿了不同英文縮寫的車牌，包括代表PT的葡萄牙或是ES的西班牙。他不禁自覺處身於一個國際大都會。而且市中心聚集了不同種族和膚色的人群，他曾和一個來自非洲塞舌爾群島（Seychelles）的人聊天：「如果你知道那個地方（塞舌爾群島），對方會很開心！」而來自一個小城市的他，當聽到別人認識香港，也有同樣的感受。

離港前，Dickson參與了一個關於離散的攝影展覽——「無論我去到那方：離散者最後的香港景像」，就著離散主題他交出了一張照片——俯視往將軍澳方向的高速公路。照片拍攝於工作期間，當時Dickson帶著航拍機，剛好在九龍灣留意到這條公路，便隨即紀錄下來。他住在將軍澳十八年，舊公司在該區，女兒也在那裏出生。「再差都是自己長大的地方，沒有一個所謂的樂土，至少我的家人在那裏，那裏也有我熟悉的語言。」儘管離開了原居地，但熟悉的一切，讓他知道那是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