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是維吉尼亞·吳爾夫（Virginia Woolf）的書迷？可知道她與香港也有些若即若離的關係？1934年啟用的灣仔修頓球場，以當年輔政司修頓（Thomas Southorn, 1879 – 1957）的名字命名。修頓的妻子在過程中也積極支持，這位修頓夫人（Lady Southorn, 1877 – 1960）的本名是Bella Sidney Woolf，正是吳爾夫（Virginia Woolf, 1882 – 1941）的丈夫倫納德·吳爾夫（Leonard Woolf, 1880 – 1969）的親姐姐。
修頓夫人本身也是一名作家，專注於遊記和童話。雖然身處殖民地的上流社會，每逢出版都會署回自己的本名Bella Sidney Woolf，足見她對寫作和獨立女性身份的重視。她長年與同樣身為作家和編輯的弟弟討論寫作，並曾在書信中批評弟弟對英國女性爭取投票權的保守態度。或許有賴這位姐姐背後的督促和砥礪，使弟弟數年後能與吳爾夫結成伴侶，姐姐也應記上一功？
修頓夫人在香港的1920至30年代，正值英國從十九世紀的自由放任政策轉型的時刻，香港開展了各種公共建設，如1937年落成的城門水塘和同年啟用的瑪麗醫院等；社會保障方面也立法禁止婦女和兒童從事危險工種，這些措施均在這期間相繼定立。不僅是修頓球場，其他社會公益和福利事務，尤其是廢止娼妓制度，也可見到修頓夫人參與的足跡。從中可以看出，歐洲女性在一戰期間投入各種工作崗位以維持社會運作，隨後女性的社會地位大大提升。修頓夫人在香港的活動，可說展現了那一代歐洲女性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身影。當然，修頓夫人的視野也有其侷限。相比於辭去殖民地工作的弟弟倫納德·吳爾夫（Leonard Woolf）反對殖民制度的立場，修頓夫人仍抱有透過慈善和福利工作維持殖民管治的傾向。
今天，當大家走過曾經繁華的銅鑼灣、灣仔購物區，在美輪美奐的櫥窗倒影中，或許會隱約瞥見女性在香港社會經歷的曲折往事。從修頓球場、保良局到何東中學等地，印記著她們逐步走出傳統風俗的奴役與束縛，爭取平等教育的權利，實踐自我並為社會作出貢獻。恰好一百年前，魯迅於1924年發表了題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而在香港的社區中，我們或許能找到一些答案。
